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固然是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最直接的现实因素，也是编纂法典要完成的直接立法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部立法需求必然纳入行政基本法典中予以规范。

系统本就存在相关考虑不周延、权重不当，或者实践应当考虑的因素，在系统中却无法相应调适，由此产生的决定偏差，都归结于系统如何设计来区分和排序数据，[103]都可以归入系统性偏见。[52]参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706号行政裁定书。

有条件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多个许可聚合成复合型的单一许可，采用并联审批、联审联办等方式，解决先证后照先照后证互为前置关系。（5）严格区分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智能审批和网上办理模式改变传统纸质审批方式，代之以电子化资料上传核查，证照也多采取电子版本。在该案中，交警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原告未随身携带驾驶证，告知交警其已办理了驾驶证电子凭证。[104]（五）正当程序的调适数字技术的引入，应当有助于促进和保障申请人权利的实现，便利申请人参与听证、说明理由、陈述申辩，不能因为采取智能审批方式而限制或者变相限制申请人的权利。

我国行政许可法未来修改时可以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数据共享核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二审法院没有对系统通过审批的效力明确发表意见，但实际上是支持了当事人的主张。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深嵌法治建设进程，不断被法治建设实践塑造和修正。

（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思想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无可置疑的领导核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意味着各板块、各领域、各层级的配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党内法规体系达到了内容科学、协调统一，为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因此，人民性必须成为法治评估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是评估理念的确立，还是评估指标的设计都应当以此原则为指导，使之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第二重意义是建立在人们共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即法治是人们在认识论上达成的价值共识，为人们的交往行为和理性协商提供了可能。

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推动制约机制的优化和升级。

不容否认，在法治评估实践中一直存在对科学认知的偏见，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客观性是科学性的基础，甚至等同于科学性，科学评估即客观评估。两个十六字方针共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性要求，是我国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应采用的重要评价标准。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

《德国民法典》依托当时成熟的概念、学说和制度，使法典的结构和内容更加科学严谨。首先，根据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标设计地方立法体系指标。立法权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国家法律的制定和颁行从根本上来看来自全体公民的合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机制成为法治监督体系建设的焦点，这一监督体系同时覆盖法律监督和党内监督，形成了严密的分工协作的监督系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大要素构成，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及党内法规体系，既功能分化又结构耦合，是法治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的规范性要求是法治指数评估设计应当遵循的重要准则。可见，进行法治评估具有必要性，但法治评估也是一个成本耗费的过程。

总体来看，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包含党的领导保障、政治组织保障、人才队伍保障、体制机制保障及思想文化建设保障等方面内容，具体到地方法治指数设计，可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保障机制设置具体指标，用以分析和评判地方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整体运作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特别是宪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进入全新阶段，极大地加强了法治实施体系运作的力度和效果。

概言之，法治指数评估必须保持高度的人民性，评估的覆盖面和过程都要反映全体人民的法治需求和法治感受。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意味着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要健全完备，在重要领域不能有立法的缺失和遗漏，更重要的是立法要讲求质量和效率，提升宪法统率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全会对法治实施体系的目标设计蕴含了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的规范性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是服务型政府，对执法的要求是严格执法，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是公正司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新十六字方针的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全面体现：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再次，基于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要求构建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指标。中国历史上的法治形态为半法治，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形态为全法治。

将新、老十六字方针针对性地运用于地方法治评估指标设计，可以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立法质量、执法水平、司法效果、守法意识等多个方面做出量化测评。法律中的许多变化都是缓慢而又渐进发生的， 法律规范与社会命题在长时间轴上具有一致性，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是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在生活世界中能够被人们认知，并指导其日常生活，经概念、逻辑、方法、制度等框定的法律规范具备合理性和融贯性，为法治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奠定了基础。

法治主观指标主要揭示人们对法治客观状况的感受与评价。就此而言，评估的科学性意味着：首先，法治评估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评估方案的目标、原则、指标、程序、数据采集方法、数据处理技术、专家团队建设等要素安排要符合科学性要求，既要体现法治发展的规律、符合法治体系的结构构成、顺应评估的合理程序，又要避免冲突、混乱等不和谐的现象，做到以科学思维与方法规束评估全局秩序。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意味着各板块、各领域、各层级的配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党内法规体系达到了内容科学、协调统一，为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发挥制度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

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成为可能还取决于评估方对表征特定时间点法治状况的各种治理数据的获取能力。一方面，法治评估是衡量法治建设水准的重要方法和尺度，为法治建设提供科学的检验标准和调整依据。可见，设计、获取、处理和认识法治评估数据本身就是对评估主体能力的一个重要评价，是针对法治评估却又本质上内在于法治评估程序的关键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较好的保障，法治设计的初衷即为保障平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法治秩序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人民的参与。

当前国内大多数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倾向，过于注重党委和政府内部的层级考核，聚焦于对法治建设过程中实施的目标、规划、政策、任务的落实情况，对法治建设的实效重视程度不足，难以真实、全面地衡量法治水平，存在以形式主义过程遮蔽法治目标和实效追求的不良倾向。（三）以当下和未来法治发展为整体视野对法治建设实践作出科学评价的同时，聚焦法治发展的未来筹划是法治评估的应有视野。

例如，司法裁判率是各地司法系统纠纷解决能力的反映，万人犯罪率从犯罪学和预防学角度出发，是分析各地总体治理状况的重要指标，政府官员腐败率是考察各地行政官员廉洁性的重要手段，与透明政府建设紧密关联。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

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二）法治状态的普遍性现代法治依托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为破解各国乃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了总体方案，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治理模式的普遍选择。

全民守法是面向全体公民提出的要求，是检验民众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重要基础性指标。第三，法治意味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不断进化的治理范式，为人类社会持久向善的秩序追求提供了现实可能，因而是一种值得不断为之奋斗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民主政治是我国国家属性的真切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当下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出的民主政治全新形态。很明显，法学无法将科学性与主观思维和价值倾向完全割裂，客观性也可以是社会主体主观共识意义上的认知一致性。

法治评估是洞悉和掌握法治建设情况的基本尺度，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的运用要紧密结合法治建设的时代发展现状，坚持法治评估对法治校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可谓对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成就的集中概括，法治建设的历程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就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结果。

尽管现代社会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依然存在，但以民主性为基本遵循的法治价值指向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深刻地体现了人民民主性与认知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例如，由世界正义工程（WJP）发布的世界法治指数，尽管专门设置了基本权利、开放政府等一级指标，体现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缺陷较为明显，出现的问题在于采用有限的‘普通人口抽查及个别‘样本选定的考核方式， 忽视了对地域和人口的普遍调查和全面测评，不足以反映一国法治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东西部差异较大的国家。

法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理目标模式，基于各国对法治的理念、价值和制度的一般性认可，彼此能够开展各种制度性交往和互鉴，中国可向其他法治国家学习先进的治理经验，同时传统法治文化经积累、传承与再生产，被不断地提炼和更新，可以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两个十六字方针共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性要求，是我国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应采用的重要评价标准。